土地征收涉及多机关、包含复数阶段的构造使之不同于由单一机关作出的普通行政行为。
[44]在司法实践中，信赖利益包括相对人在获得许可后购买的设备、支付的规划费用等（这些投入在许可被撤销后变得毫无他用）。具体而言，第69条第2款属于排除信赖的情形，它与上述的否定信赖是相近但又不同的概念：首先，信赖被否定时，受益人本身对行政许可的违法性并无过错，如已经作出财产处置或者对许可的作出毫不知情等。
[36]具体的权衡过程是通过行政机关的裁量完成的。最后，我国依据第64条第4款赔偿受益人合法权益的案例尚不多，也未形成统一的制度性规范与标准，所以借鉴德国行政与司法实践中长期总结出来的相关经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48]德国这种以信赖利益作为赔偿的下限，以存续利益作为赔偿的上限，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做法，不但维护了法的权威，又平衡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公共行政秩序。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行为时，无须事先予以赔偿，而仅须在撤销决定中告知相对人有权请求赔偿。[2]参见Ipsen,AllgemeinesVerwaltungsrecht,6.Auflage2009,§7Rn.392;Achterberg,AllgemeinesVerwaltungsrecht,2.Auflage1986,§21Rn.77。
[44]同注40引书，第48章，段落边码191。三、信赖保护与行政许可撤销的限制（一）我国行政许可撤销的限制我国《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3、4款分别规定了两项对行政许可撤销的限制。8月22日，宝塔区公安分局以妨碍公务罪对张某立案，并由分局治安大队调查。
（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9]（二）立法与司法实践考察不少法律、法规和规章虽无行政行为无效的规定，却已经明确赋予相对人对某些行政行为的抵抗权。[38]在许多规范性文件中，也有关于相对人有权拒绝的明确规定。[22] 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160页。而可撤销行政行为受法定时效制度的约束，相对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救济。
然而，虽然无效性属于实体法范畴，但其根本意义首先表现在程序法方面。因此，如果从行政行为是否有效和是否合法的双重角度来分类的话，行政行为既存在无效与有效两种形态，同时又有合法与违法之分，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交叉的情形。因此，阻却无效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正当性论证，更需要法律上的制度化努力。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2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419页。
[22]其实，这些学者所论述的并不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作为一种理论和制度的无效行政行为，而是一个外延相当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也包括行政行为生效后因撤销、变更、废止等各种原因而最终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3条。当然，所谓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并非行政处罚事实上没有成立，而是指行政处罚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因而在法律上视为不成立，其实质是自始无效。此时确认无效诉讼自然没有存在的前提和必要。
借鉴大陆法系各国和地区行政程序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笔者主张在行政程序法中先将一些具有特别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为纳入无效行政行为的范围。[20]我国许多行政法学者在论述无效行政行为时，还提出了无效行政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政行为的观点。
注释:[1] 综合华商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基本排除了各家报道中不一致的内容。因为在行政诉讼中，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期望通过法院的调查取证进而认定行政行为无效是不可能的。
详见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17]有的学者虽然强调两者的区别，但在列举无效行政行为的情形时，又把某些假象行政行为纳入其中。行政法学界对无效行政行为概念的不正确认识，不仅使行政行为有效要件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直接造成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混乱，而且已经对我国的行政立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导致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无效概念的滥用或误用。[10]其中最典型的是行政处罚法。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是相对人的一种权利，而非义务。
有的学者进一步把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等同于合法要件，认为合法即有效，违法则无效。[7]行政行为因违法而无效的观念对我国的行政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8] 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26]司法实践也确实如此，自《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公布后，法院适用确认无效判决的案件极其有限。
通过相对人对行政权力的抗辩，以保持行政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增进行政效率与公民自由的关系的协调、促使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67条。
由于正当程序原则体现了最低程度的公正，是对行政行为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因此如果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违背这一原则，完全可以将其作为重大而且明显的违法而视为无效行政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1条。另一方面，由于无效行政行为系具有重大和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对普通相对人来说是容易识别的，原告并不存在举证上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63条。
‘不成立的行为不仅仅限于‘无效的行为，还包括‘不成熟的行为。例如，在涉嫌妨碍公务罪的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有时通过宣告不构成妨碍公务罪从而间接认定公务行为不成立或无效。
但是考虑到行政处罚法已使用了不成立的行政行为的概念（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视为行政行为不成立），不能说不成立的行政行为就绝对不能进入诉讼过程。[15]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法院既可以在普通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确认其无效，也可以在行政诉讼中确认其无效。此时，行政主体应当在法定期限内自行对其行政行为作出是否有效的判断，并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予以答复。
程序抗辩的内容是：当剥夺相对人的自由、财产时，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让他们享有自我防卫或申辩的机会和权利，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由行政主体直接主持听证（回避原则）。一个典型例证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3月30日发布的《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摘要: 无效行政行为主要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行政法上的概念、理论和制度。行政法学者普遍接受拒绝说，即认为相对人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有权拒绝或不予执行。
行政法学界对无效行政行为长期缺乏足够的关注，大多数行政法学教材中找不到无效行政行为的概念，有的教材中虽有无效行政行为的概念，但它们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张冠李戴。作出无效行政行为的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得随时宣告或确认其无效，相对人也可随时请求有权机关宣告或确认其无效。
即使是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中规定的作为确认无效判决对象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也不能与学理上的无效相提并论，学者们认为该规定中的无效不同于实定法中的无效，也不无疑问。即执行这样的行政行为势必使相对人处于遵守了行政行为，却构成了犯罪的矛盾境地。
无效行政行为在后果上表现为自始、当然、确定无效。在该案中，法院认定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
